启功(1912.7.26—2005.6.30),字元白,也作元伯,北京市人。中国当代著名教育家、古典文献学家、书画家、文物鉴定家、红学家、诗人、国学大师。 |
兰竹图 一九七四年作 |
题幼年习字本 一九九一年作 |
荷香十里 一九九二年作 |
静观 上世纪九十年代作 |
灿烂的中国文化史培育出无数的明星,他们有的光照一代,有的“各领风骚数百年”,有的甚至光耀千古,如上古的孔子和中古的苏东坡。进步,无疑是文化发展的潮流,“江山代有才人出”,时事必然造就现当代新的文化大师。启功先生就是其中的翘楚,而且是一位“不世出”或曰“间世”的翘楚——亦即不是随便什么时代、随便什么人物都能成就的领军人物。古人评价文化大师常用“道德、文章”为标准。但我以为具有高尚道德、文章的人固然伟大,但未见得都可亲可爱,要成为一个完美的文化大师还须有“性情”,启先生恰恰将这三者结合在一起。
蜚声海内外的书画大家
所谓“文章”是指广义的学术或艺术水平,这当然是成为文化大师的基本标准。如果一个人能在学术或艺术领域中专精一项,或兼擅一两项,已属难得。启先生不但能横跨学术与艺术两大领域,将学术艺术化与艺术学术化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而且在这两大领域中又兼擅数项,并能达到顶级水平,堪称全能、全才之大师,故尤为难得。
就艺术领域而言,众所周知启先生是蜚声海内外的书画家。就实际情况而言,启先生的书名要远高于画名。然而启先生从小立志要当的却是画家,故青少年时于绘画用力甚勤;加之先后拜书画名家贾羲民、吴镜汀、齐白石为师,并深受号称“南张北溥”的溥心畬及溥雪斋等大师的亲传,故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即已享誉画坛,常有多幅作品同时出现在全国性的画展上。据启先生的友人王静芝先生所云,当时两张启功可以换一张董其昌足见其声誉之高。启先生学画从临摹入手,恪守传统,接续了水墨画的正脉,延续了文人画的精神,笔触精微,一丝不苟,尤喜元四家及清四王的作品,尽得其画理之精髓、笔墨之灵趣及皴染之技法,风格空灵雅洁、澄澈明快,深具“兰飘竹撇写离骚”的诗意。在恪守传统的基础上启先生也有创新,如对色彩的大胆使用,竟与西方之印象画派有某些暗合之处。也许真的是“文章憎命达”,1957年启先生竟“莫须有”地在他一手参与策划的画院被打成“右派”,这对他是一个摧毁性的打击,从此决心封笔不画。只有到“文革”后期之后才技痒难收,偶拾零纸,小泼丹青。但那时他已被“书债”所累,故很难重回巅峰。如果没有那场噩梦,谁敢说启先生的绘画不会和他的书法一样辉煌?
但也许又应了另一句古训:“天道酬勤”,当绘画生涯遭到摧残时,他的书法成就却方兴未艾,蒸蒸日上,并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后达到如日中天的高峰,世人称为“启体”,即在多方吸纳传统书法的成就上,自辟蹊径,独创一格。其风骨恰如翩翩美少年,风发激越,策马扬鞭于柳陌花衢;其闲雅恰如文人雅士,轻裘缓带,促膝于几榻,转见风采;不衫不履,相聚于山林,尽得倜傥;其潇洒恰如《论语》所云:“春服既成,浴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其高华恰如稼轩咏山之譬喻:“争先见面重重,看爽气朝来三数峰。似谢家子弟,衣冠磊落;相如庭户,车骑雍容。我觉期间,雄深雅健,如对文章太史公。”总之,他的书法与其绘画一样,都坚守了它们应具有的美学原则——雅俗共赏之美,赏心悦目之美,深具文人才情的气质和书卷的文化内涵。这在浮躁气充斥书坛画界,出现大量以标新立异、粗头乱服、东倒西歪、以怪为美甚至以丑为美的当今尤具拨乱反正的文化价值和文化意义,并将对中国书法史产生深远的影响。启先生还是一个卓越的书法理论家,提出很多诸如“师笔不师刀”,最佳的结字当符合“黄金分割”等命题,都堪称不刊之论。难怪书法界很多人都称启先生的书法成就可以跨越明代的董其昌直接元代的赵孟頫,堪称几百年才出现一个的书法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