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一方“佛”字，姿态平和，笔圆墨润，端正庄严地静坐于我们的面前。仰目而观，顿如面对慈怀，心宇澄清。这便是品读陶洪君书法作品的突来感觉。
一方“佛”字，姿态平和，笔圆墨润，端正庄严地静坐于我们的面前。仰目而观，顿如面对慈怀，心宇澄清。这便是品读陶洪君书法作品的突来感觉。假如还要对这片意境做一个补充，且看他的另一幅书法：“寄情山水之间”——那种清淡深远的意味，似便可让人倘漾其间了。
书法与人心的关系，自汉代杨雄提出“书为心画”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便不断被历代文人大家提起，形成书道至重的一条规律：书法是人的心意的天然表达，是人的内心的纯真意态。只是在很长的时间里，人们未说清这种意态的表达究竟来源于何处。出于对文字神圣的敬畏，人们总爱将书法归结为一种由不可知的力量指使的活动，觉得它纯粹是一种神到天来——当然，这种认识在古人看来是非常自然的。中国历来有“苍颉造字，天雨粟，鬼神哭”的传说，人们普遍地敬畏字纸，更不要说崇拜那些能书写文字的人了。世界上有多种文字，唯独汉字的书写方法受到人们如此重视，乃至成为一门生生不息的艺术，其中缘由正是与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天人合一”观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与禅的精神又是一致的。因为禅的观念进入书法范畴之后，很自然地便将书法与人的本心直接联系起来，与书圣大家不谋而合地在书法中提倡表“意”。“我心即佛”、“以心传心”。在禅宗看来，外在的万事万物不过是我心的外化罢了。所以古人看待书法，并不仅仅是把它看成点画的书写技巧，而是认为它体现了天地万物的精神——道，透露了大自然的生命信息。由此看来，书为心意，书品即人品等等论述，就显得十分贴切了。
作为一名书法界的后起之秀，陶洪君的书法深得中国传统书道的真髓。其字结体平正，笔画圆润，面目清丽，秀中蕴力，于中可见其书写时的天然心态，以及内心的平静安逸，绝尘脱俗。这一点，在当今繁华浮躁的社会和追怪逐异的书界里，尤其难能可贵。
禅的本义是沉思，以禅之意，排除来自外在和内在的干扰，使意识集中到一种单纯的、空明的“本心”状态，通过让“本心”的领悟归复到清净的佛性中，其所谓唯有禅境才是人生至境。机缘巧合的是，书法这种不着物象、纯粹人为的线条，不依傍一切自然物象的抽象的形象恰恰有助于参悟禅机，较之借助于其它的艺术形式更为得心应手。因此，精于书道之人，入得至境，便入得佛境。禅僧可朋《观梦龟草书》诗中说：“兴来乱抹亦成字，只恐张颠颠不知。”在他们看来，既使张旭的草书，还处在“人为”阶段，还是作为一个技巧纯熟的书法家的事，其终极的目的还是写字，而禅僧却已经超越了这一阶段，他们所追求的，是隐藏在草书书写中的直切本心的启示，其中寄托遥深之状，远远超越了处在“人为”境界的书家。
苏轼说过：“吾书曾不佳，然自出新意”。 (《评草书》)苏轼认为，“意”即是“心”，重视“心”的作用，只要通“意”，就可以摒弃所有的法则。而书法的优劣，不是要对某家书法模拟的精到，而在于书法家能否“出新意”，从而表现出自己的主观情态。在这一点上，陶洪君意摹心追，早有参悟。凡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在书法习字上从不像一般人那样标榜“笔山墨海”、“十年苦临”，而是意会神追，天然成新，正应了苏轼那首诗：“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次韵子由论书》)陶洪君书法所关心的，正是书法与个人心意之间的最大默契。
既使是不懂禅学的一般人，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面对一幅好字，有一种說不出的快感。无论是狂来轻世界，醉书酒一杯，还是座有清茶梵音长，历来艺术家追求的创作最高境界，无非是摆脱外在的束缚，创造出最切近人的本质的艺术作品来。借助于禅的直悟本心的力量来完成书法的创造，达到在进入创造时摆脱外在束缚、净化灵魂的目的。在书法家说来，只有这样的自我净化，才能与书法艺术直切生命本源的独特功能达到深层契合。